回顾过去与现在，我们会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离不开对未知的探索。探索的过程虽然充满了无数的困难和障碍，但它的成就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作为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海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它就像美人鱼的歌声，吸引着成群结队的勇士们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两次对海洋的探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开始的时间相当接近，所以经常被拿来比较。 .它们是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和西洋大航海时代开辟的新航线。两者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它们有一些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时间上，郑和西洋比达伽马、麦哲伦、哥伦布西洋的欧洲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规模和航次上，西方和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的中国是不可比拟的。当时郑和的船被称为“宝船”。 《昔阳范国志》等史料记载该型舰十分巨大，但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
不过，我们可以从马欢留下的《影崖圣蓝》一书中了解到：“宝船六十三，老一长十四尺四尺，而宽 18 英尺；中间的长 37 英尺，宽 15 英尺。”这里记载的宝船大小与《明史·郑和传》中记载的一样。近年来的考古研究，也有证据表明“宝船”是巨大的。例如，明代南京龙江造船厂遗址出土了一根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
其次，从目的来看，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只是为了促进民族威信和平等贸易。不是像新路线的开拓者那样为了资本的扩张和原始资本的积累。明成祖篡位后极力提升威望，造成“万国崇拜面齐”的局面。同时，通过去西方加强与海外的联系，可以满足统治阶级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内容以朝贡贸易为主，以和平友好交往为基础。朝贡贸易不计经济利益，违反经济规律。开支和耗竭导致国库枯竭，导致明末海禁，导致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
当然，郑和下西洋、开辟新航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也大不相同。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积极外交，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大大加强了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是为天国理想，根植于封建自然经济，依靠统治者的支持而进行。另一种是基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掠夺性贸易。
从背景来看，西欧在15世纪就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商品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并迅速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主要社会思潮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他们还重视技术创新和改进。与此同时，中国仍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处处顺从，以正统观念为基础的儒家思想来约束人民，以维护和巩固君主制。商品经济虽然发展了，但远没有发展到足以震撼封建统治的地步，人们对新技术的兴趣也不大。
从政治角度看，新航线的开通引发了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沿海贸易区，即大西洋沿岸，而东西方贸易以前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而且，在这条新路线上，来回的路程很短。一条连接整个世界的新航线的开通，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顺便也发现了美洲。在这方面，郑和下西洋绝对是无与伦比的。
伴随着新航线开通带来的新航线和短途距离，《马可波罗游记》带来了东方无处不在的财富幻想。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东方寻找黄金，这也增加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当然，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殖民主义与邪恶的三角贸易诞生了。为了保护受益的欧洲人，自由贸易主义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欧洲的快速发展为随后的商业改革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自古东方的繁荣就让位于西方的发展。
新航路的发现，在数百年后对世界各大洲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它对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有很大的地理影响。这一发现的影响是复杂而矛盾的。 21世纪，哥伦布因带来的疾病和犯罪，被美洲印第安人起诉，判处500年监禁。结果，当时的美国本土人对欧洲人身上的大部分病菌都没有抵抗力。欧洲在新的海上航线上开辟的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一部完整的虐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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