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技术学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14ZDB10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14AYY005)、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泰国华人社区的汉语方言”(GD13CZW11)的阶段性成果,张振兴、鲁国尧等先生对文章提出过宝贵的意见,谨表示感谢。
一、海洋是中国语言文化扩散的重要渠道
我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幅员辽阔,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较早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内陆文明,人们安土重迁,对海洋缺乏了解和兴趣,明清两代的统治者甚至一度实行海禁,闭关锁国。近年来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海洋纠纷,与国人对海洋的长期疏忽不无关系。
尽管农耕文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和主流,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近海开发和越洋拓殖。《汉书·地理志》已有关于汉人到达东南亚的记录;唐末黄巢之乱促发了第一波的东南亚移民潮。宋时由于西北地区长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汉唐以降的丝绸之路被切断,宋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拓展对外交流,曾鼓励海洋贸易。其时指南针应用广泛,加上造船技术的发展,宋代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唐初宰相贾耽考订的“广州通夷道”,提及东亚和印度洋水域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仅29个,而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的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南海国家和地区增到53个。今天在文莱还可见到宋代华人的坟茔。[1]此后元、明、清乃至近代,华人的海外开拓一直没有间断。据2011年11月上海第二届中国侨务论坛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华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这相当于现代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人们从海洋走向世界,其语言和文化也随之走出国门,这是文化扩散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例如,公元6世纪,阿拉伯人、波斯人从海路来到中国,带来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文化,形成了中国的本土民族回族。从三国孙吴时代到清朝中期,日本、朝鲜半岛通过海路引进汉文化,长期的接触形成了东亚文化圈。近代世界强国的崛起也多借助海洋,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先后通过海洋掠夺全球财富,同时也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其语言和文化。今天英语的使用者遍布五大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占据了南美洲大部分地区,法语在非洲和北美余威尚显,天主教、基督教渗透到全球各地。有鉴于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就不能忽视海洋,不能不重视中国语言文化的海外传播。
从历史发展来看,海洋也是中国语言文化扩散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扩散呈辐射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内陆到沿海;第二个层次是从沿海到海岛;第三个层次是从沿海(海岛)到海外。
二、汉语海洋方言的三个层次
汉语的海洋方言并非指某个单一方言,而是一个集合,是由众多方言组成的有机整体。她并非新出现的汉语方言,而是从汉语延伸、传播、扩散的视角重新审视与划分汉语方言的结果。
先秦华夏民族生活的中心主要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发展,交通条件改善或受战乱影响,一部分人先后向东部、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迁徙,他们的语言方言与所在地原住民的语言方言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沿海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沿海居民由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借助舟楫拓展生存空间。宋代以前,受制于航海术和造船术,他们所能到达的仅是离陆地不远的岛屿。随着人们逐渐往有淡水、具备人居条件的海岛迁徙,海岛方言慢慢形成。海岛方言的产生是汉语扩散非常重要的一步。
明代,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影响下,大批沿海居民到南洋谋生,并一度形成热潮。据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的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把益等地皆有华人聚居。杜板居民“约千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新村“番名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人来此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苏鲁把益“番名苏八把牙,……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2]在苏门答腊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3]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华人劳工也是通过海洋被大量输往欧美等地的。鸦片战争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华人移民及契约劳工出洋达到了高潮。这是汉语借助海洋向外延伸、扩散的大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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